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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上线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 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

  中新网成都1月16日电 (单鹏 刘忠俊)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及四川省充电服务APP“川逸充”上线仪式16日在成都举行 。仪式上 ,四川省能源局介绍了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情况,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展示了平台功能,成都城投能源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展示了APP功能。

  据了解,上线后 的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可实时监控分析四川省充电设施建设分布与运营情况,全时段掌握充电桩状态 、充电价格 、服务能力,精准获取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为画像,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为运营商充电站布局提供数据服务 。

  同日上线的便民服务APP“川逸充”,构建了四川省统一充电服务入口,为广大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四川省所有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场站 的信息查询 、定位导航 、扫码充电、服务评价等服务 ,还打通了充电桩报装通道 ,解决电动汽车用户“安桩”困扰 。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 ,四川省充电桩保有量突破16万根,同比增长107% ;换电站保有量71座 ,同比增长223% 。月充电量多次位列全国前三 。

  “总 的来看 ,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稳定、智慧安全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正稳步推进 ,民众对充电基础设施的期待开始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四川省能源局电力处处长王源介绍道。

  由于充电设施标准不统一 ,数据不共享 ,车主找桩难 、充电难 、APP不匹配等问题存在 ,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实施意见》《“电动四川”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 ,要求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到2025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运行稳定 、智慧安全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建设,接入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 ,充分发挥“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的优势,围绕广大电动汽车用户需求 ,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等服务。

  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梁武湖强调 ,要把握好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机遇 ,进一步抓实充电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为四川省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全面落实“电动四川”目标任务 ,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有效整合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基本信息 ,构建四川全省充电“一张网” ,以充电网络联结电力网络与交通网络,推动四川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电网 、智慧交通 的协同发展,为四川省新能源汽车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完)

东西问|王素: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 :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 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 ,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 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 、一直沿用至今 的文字,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 ,看到汉字 ,就看到了文化,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 ,应该为期不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每年进入12月份 ,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 ,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二战后 ,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 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 。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儒教 、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 ,东亚地区的日本 、韩国、朝鲜 、蒙古国,以及东南亚 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等国 ,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 ,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 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 ,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 。汉字 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根脉 ,也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 ,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 。陈永诺 摄

  中新社记者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 的一大奇迹。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 ?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 ?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 ,俗称表意性方块字,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 。汉字 的起源 ,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要素 ,字形排第一 。所谓象形字 ,就 是图画 。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中印文化传统不同,中国重文字 ,印度重声音。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 :一曰指事 ,二曰象形,三曰形声 ,四曰会意,五曰转注 ,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 ,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 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陈永诺 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 、词不分 ,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 ,一字多义 ,一词多义,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 ,都有不可替代 的社会作用 。

  譬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庾信 的诗 ,到底是清美新颖 ,还是清奇新艳 ?鲍照 的诗 ,究竟是英俊飘逸 ,还 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 ,什么诗算得上俊逸 ?实际都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 。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 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

  王素 :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 ,读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 的造字原理 ,看图识字 ,因形辨义 ,就能进行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 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 的传统 ,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据研究 ,不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汉字“笔谈”文献 ,还有日本、朝鲜 、越南、琉球之间的汉字“笔谈”文献,甚至还有朝鲜、琉球 、越南三方的汉字“笔谈”文献。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 ,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 :“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 。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 。”这 是“汉字文化圈”特有 的人文交流景观 。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 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汉字顽强 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信”字 ,从人从言。《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又说 :“信 ,诚也 。”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信”字 的内涵,“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 的 。

  其实每一个汉字 ,都有这样丰富 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 ,就看到了文化 ;只要文化不绝,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 的生命力 。

古文“信”字 。

  中新社记者 :随着中国和世界 的深度对话沟通 ,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 。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 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王素 :汉字的发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 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 ,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 的国家 ,中国有着开放包容 的胸襟,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 ,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 。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

  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他认为 :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 ,后来分道扬镳,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 ,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 ,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 ,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 ,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 , 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 的大趋势。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 的国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 。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 。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繁荣文化,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了。(完)

  受访者简介:

  王素 ,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 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 。个人出版专著18部 ,发表论文、书评 、杂撰等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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